（通讯员 郑明享）驻村走访期间，经常听到村民们向我们诉说这样的话——要是在过去，组里的毛沟杂草丛生不会没人管；要是在过去，村干部和党员不是这样；要是在过去，打牌的茶馆哪会这么热闹……当村民在怀念过去的时候，究竟在怀念什么?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：“记忆是一个看护人，守护着那些对我们最有意义的时刻。”村民们在记忆中守护着哪些“最有意义的时刻”呢？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，人的需求层次结构，是同经济发展水平、科技发展水平、主流价值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的。下面，就从这些方面对我的调查与思考逐一展析如下。

当村民在怀念过去的时候，怀念的是过去的土地情结。土地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“命根子”。目前在农村务农的绝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村民，都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，他们通过“勤劳+土地”获得的收成，相继解决了温饱和住房问题，而且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当前，面对市场经济，种养产业单一和收入低下的现状，让大部分村民无所适从，“勤劳+土地”很多时候换来的只是不计劳力成本的苦工钱，有时甚至亏掉种子、化肥和农药成本。在土地确权推行“三权分置”、土地流转势不可挡的情况下，留守的村民们还普遍未适应土地确权后具有“抽象数字”的承包权的状况，所以牢牢抓住自家耕地的地块不放。这也正是明明种植棉花不赚钱，却宁愿因棉花而忙碌一年的原因，在他们内心里“有钱赚”固然重要，但“有事做”更重要。往小处讲，因为不如此，就会在心里上感觉土地已离他而去，留守农民失去了土地，也就意味着“下岗”。往大处讲，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权力，更是一种精神充实，留守农民失去了土地，精神寄托也就无处安放。所以，他们怀念的是土地曾经带给他们的辉煌与安定，是一种对传统意义上村庄衰落的心理落差和无奈抵制。

当村民在怀念过去的时候，怀念的是过去的主流文化。当前，茶馆打牌、修建房子和续写家谱是村民们最热衷的事情。村民们打牌，金额多是小之又小，无非是农闲之时无事可做、无事可乐；修建房子，是在农村的一种自我价值和自我能力的最好体现；续写家谱，实际上是寻祖→寻达寻显→寻求家族优良传统→寻求家族价值准则→寻求自我归属→寻归主流文化的表现。当农村私塾、德高望重的族长约束或是乡贤文化成为历史，后来政府密集组织的电影下乡、文化下乡传播正能量的方式成为过去的时候，填满农村文化市场的是参差不齐的电视节目和铺天盖地的网络影视，家庭生产方式的自顾自，传统节日的“仪式感”逐渐消失，传统习俗逐渐被城市文化、西方文化渗透而崩解，让目前的农村文化不伦不类，而新的农村主流文化尚未占领阵地，没有信仰、没有宗教、只奉行实用主义成为农村普遍的价值观。特别是在“乡统筹、村提留”、农业税取消后，村民们对国家、对集体只有获取的权利，没有了给予的义务。人一旦索取久了，就会忘记感恩，也就体会不到奉献的快乐，长此以往，就会感觉国家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、村里的变化，没有他们的努力与贡献，他们对社会的归属感、获得感、廉耻心和敬畏心也就会丧失。这也正是那么多村民自家门前的路不平、自家地旁的沟不通，即使费力再小，也不会动锹（认为这是村里的事）的真正原因，以及“以评上贫困户为荣”、“不想摘帽”等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。所以，他们怀念的是过去的“露天电影”式集体教育、建设公益事业的集体劳动、家族式的集体聚餐与会议、传统节日的“仪式感”……这些具有鲜明的“集体”与“传统”特色的文化。这是一种因心理安定的需要而对主流文化寻求时的迷茫，也是一种身体等待灵魂的迷茫时期。

当村民在怀念过去的时候，怀念的是过去对村级组织的信任。在工作队之间交流时，我们都有这样的共同感受，即现在村民普遍认为“上面所有的政策都是好的，执行不好肯定是基层的问题”，普遍存在对“清官”与“钦差”的盼望心理，对“说老实话，办老实事，做老实人”的毛主席时代的怀念。这也是为什么村民有事宁愿找工作队，而不找村里，为什么只要村民上访一般都是越级上访的原因。村民对村级组织丧失信任这个普遍问题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从村级组织作为最底层执行层面曾出现的一些现象级问题来分析，确有因不收税费失去“管理”权力的原因，有因民间借贷欠债不还的原因，有因指导村民调整产业结构而败于市场调节的原因，有因基层党员素质无法区别于普通群众的原因，等等。如何避免村级组织陷入“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，做好事还是坏事，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、做坏事”的“塔西陀陷阱”，达到“治理有效”的目标，是个值得上下均需要思考的问题。这里面肯定需要村级组织的自身努力，更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对村级组织职责进行科学规范与界定，把村级事务中一些如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的行政执法类事务，一些如意外伤害保险销售等市场行为的事务中拨离，使他们从“万能”的事务中解脱出来。同时，面向基层的政策应简洁易行，让村民们易懂易办。如健康扶贫与教育助学政策，实在是分类别、分层次太多、实施的环节也多，我们工作队也是常记常忘，要让村民们明明白白知晓、明明白白享受，实在是件难事，也难怪村民们怀念“交够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”这类简洁清晰易行的政策。

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农业发展形势的变化，村民们也正经历着阵痛，调整着自已的心态，农民由来已久的对“有威信的基层组织”和“有效的乡村治理”的怀念与渴望也与日俱增。这是好现象，也正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最好时机。